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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笔公费名粮，按惯例是直接从士兵的饷钱中扣，王之仁前任总兵就是扣公费粮一百五十名，直接扣了一百五十个兵的饷粮做为公费粮。
做为总兵官，除了薪俸银外，也还有蔬菜烛炭银（生活津贴），心红纸张银（本是办公费用）等，不过总的来说，摆明面上的正式收入太低，就算加上这些补贴等，也没多少。
武将们手里有兵，自然要贪，既吃空饷，还要克扣摊派公费粮，甚至趁着混乱时局，还会带兵抢劫、摊派征粮等。
反正有兵就有权，有权就能弄到银子。
大明的军队烂，可以说饷这事就是大问题。
王之仁统领的浙江兵马，账上是两万五千，但实际上三分之一兵不到，真正能打的更少，也就几个营头。
其中装备最好训练最足的是家丁们。
崇祯还没上吊时，各地官军的就欠饷严重，弘光即位后，更是乱了套，反正现在王之仁仗着手里有兵，都是直接把该上缴的税粮，直接扣留部份下来，然后再直接在防区里摊派加征，或向地主士绅、商户们募捐。
没有一个合法正式的粮饷渠道。
都是军队自己想法弄钱，而他们手里有刀，能想的办法可就十分简单粗暴了。
至于怎么弄钱，弄到多少钱，这完全是烂账，甚至弄到很多钱，也大多都进了各级军官口袋，底下士兵依然拿不到多少。
就是一个恶性循环，最后兵成匪。
朱以海现在虽即位监国，可实际上也就是个草台班子，根本没有什么能力系统性的解决养兵军费。
不过他还是希望一步步走上正轨。
吃着咸鱼就红薯稀饭，他直接提出关于家丁这个问题来。
“旗手营制，一营分立前后左右四哨，每哨分设前后左右四队，每队分前后左右四什。兵饷分三等，上等兵月银三两、二等兵月银二两，三等兵月银一两，另每月支米一石。”
“各级军官俸银，则总兵官每年五百两，副将四百两，参将三百两，游击一年二百两，都司一百五十两，守备百两，千总五十两，把总三十两。”
王之仁听了却不以为意。
说起来容易，真要供军可就不简单了，就如他麾下总统领两万五千人马，就算平均二两一兵，一个月就要五万两饷银了，一年就是六十万两，还没算军官，以及军需耗费。
朱以海却继续道，“我也知道这些年大明的军队烂到根了，冒名冒粮等各种问题严重，所以从现在起，也不管以前兵册上多少兵，以后都实兵实册。”
一营兵给一营饷，想吃空饷不行。
但这又是军官们发财的路子，所以也不能太过简单一刀切，因此朱以海先提出给军官们定新的年俸银，总兵一年五百两，不算高，但起码比过去的那点数量强多了。
可只让他们拿这点银子，估计他们也不乐意。
所以朱以海又提出，现在旗手营的新营制，是四四编制，一营四哨外，营将还有一个直属家丁队，编额六十人。
这六十名营官家丁，既是营官直属队，也是预备队，同时，朱以海还提出，六十名家丁都按上等兵发饷，另外再额外发一份，这额外的一份饷，是直接发给营官的。
这就相当于合法的吃空饷，只是以前是虚名冒饷，现在则是按名额分配。
六十名营官家丁队不能少，他们的饷照给，但另外按这六十人的饷，再给一份营官，等于在其自己的正式年俸银外，又得一笔名粮钱。
“这个家丁名粮，我初定是总督一百名，提督八十，总兵六十，副将三十、参将二十，游击十五，都司十，守备八、千总五、把总四。”
以后军官们按各自级别，规定家丁数量，同时享受相应的名粮。
一个总督，可以有一百名家丁，也能合法的领一百个家丁名粮补贴。总兵则只有六十，最低的把总，只能有四个家丁，领四份名粮。
在这个名额外，不许额外拥有家丁，也不许再额外吃名粮，更不许再冒名空饷，不许找理由克扣士兵们的饷钱。
“各订亲丁名粮数目，以为军官养育家口仆从之需也。”
朱以海这番计划一出，王之仁从开始的不以为然，变的认真思考起来。
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
规矩得先定，然后才有标准可依。
“营中公费，另有专款拔付以做专用。诸位将军觉得如何？”
王鸣谦比较年轻，说话没什么顾忌，直言道，“其实朝廷的俸禄一直太低了。”
这是实话，老朱打天下坐皇位后，定下的官员俸禄标准，非常的低，直接给禄米，一个七品官一年才九十石米，关键是老朱还喜欢搞什么折色，比如部份发宝钞，再比如后来的皇帝给官员们发香料。
总之，实际到手的非常少。据说不少官员实际到手的俸禄，折合只有名义上的百分之五左右，